中国作家协会主管

陈聪，1988年生，山西晋中人。中国作家协会会员，中国自然资源作家协会会员，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员，战地记者。有报告文学、散文见于《人民日报》《求是》《新华每日电讯》等报刊，有作品被《新华文摘》转载。《心有大我 至诚报国——黄大年》《种子·钟扬》等出版作品获年度“中国好书”“中华宝石文学奖”等国家级、省部级各类奖项十余次。两篇短篇小说新近见刊《山西文学》和《火花》。

一

打算买张邮票，把来自地中海畔的圣诞祝福寄回家，可邮局早早关门，原因是当天一早，飞机开始在头顶上盘旋，侦察。写满的话在明信片里扑棱着翅膀，不停用尖嘴啄杀我的眼泪。深吸一口气，失望的腐臭味道凝成一颗子弹，正中我的眉心。食道溶解了失望，没有消化的叹息在胸口爆炸，形成大大小小的坑洞，深不可测。果然，战火连平安夜也不放过。这会儿，它或许正在做午夜的弥撒，提前为灵魂唱响无家可归的挽歌。轰炸之后，停电如约到来。居民点起蜡烛，怒火提早抵达战场，子弹还没冲出枪膛，犹如符咒尚未盖上法印。子弹破空的一刹那，注定它短暂的一生将在二十四帧或者四十八帧之后结束。不管是虚张声势，还是见血封喉，它从来没有自由，犹如秋风中未及绽放的花，死神从萎凋的花冠中腾空而起，隐入碧空。

二

如洗的天空下，干瘪的椰枣树枝在风中抽搐似地乱颤。废墟之外连着废墟，像稻田中一群缴械投降的老黄牛，无望地和我对视。三，二，一，录像提示灯亮起。我站在取景框的黄金分割线处，画面背景里，武装人员负枪跪地，默念祷词。信念的力量让现场鸦雀无声。出镜词在唇齿间跃跃欲试。酝酿了无数遍后，几个词刚蹦出来，空气中一阵爆裂声打断话头。武装人员祷告完毕，纷纷起身，枪口对准天空，用子弹宣告出征在即，空中的子弹汇成海洋。人们的眼睛不知往哪里看，紧抓衣角的手却暴露了内心。他们看不见天空绽开的伤口，但是他们知道自己心尖上皱满了裂痕。在这里，炮弹，冷枪，炸药，瘟疫，恶疾……什么都可能给你来上致命一刀。而我们都在刀尖上行走，鸣枪声把这条路铺得凹凸不平，一眼看不到尽头。路上挤满了人，男女老少。一个七八岁的小男孩被母亲攥着手，抬头看着子弹漫天飞舞。子弹飞到什么地方，谁也不知道。小手于是试着从大手中挣脱，食指小心翼翼地指向天空：妈妈，它们什么时候降落？

三

所有的仪式，事先都披好了大氅，有被围观的自觉。出征仪式上，武装人员朝天鸣枪，一边看向记者的镜头，看看多少镜头会对准身上的迷彩服，多少镜头会闪出炫目的强光。也有目光聚焦在我身上，打量着黑色头巾下面一张东亚人的面孔。对他们来说，东亚在冥王星那么远，一个东亚女人来到中东，征程跨过大半个太阳系，这让人们觉得不可思议。很快，持续的鸣枪声打断所有凝视，枪声催着封锁地带上的人们游行，像是开启万圣节的巡礼。一张张大人脸上皱纹里埋伏着不安，孩子们手捂着耳朵，欢乐却从嘴里露出来。我从一个被肥大罩袍包裹着的妇人手中接过一颗糖果。糖果披着喜庆的红色外衣，内里却是一个悲伤的暗示。它告诉人们，妇人家里有孩子参加了对敌武装战斗，在前线牺牲，这是当地习俗。当你把镜头对准接过这颗糖果的人，他们却不好意思地背过脸，不叫你看他们的悲伤。很多人相信，她的孩子已经升上天空，一个叫作天堂的地方。

去前线能找到上天堂的捷径吗？恨不得钻进我镜头里的两个小姑娘笃定点头。我想到了另一个小女孩，另一双真诚的眼睛。我走不出那双盈满流光的眼睛。男孩子则为这场仪式精心准备了道具。地中海畔的淤泥黏性不弱。挖出的泥经过轮番捶打，被塑形成梦想照进现实的样子。胶泥手枪和胶泥小刀，插进天上飞来的敌人的心脏。没有人的心脏被戳破，刀锋却解剖着孩子的童年。在这里，在这个死神随时降临的封锁地带，刀锋收缴了希望投射在现实中的所有身影，乃至收缴了所有正在破土而出的绝望。因为，在这里，希望和绝望能在一瞬间完成转换。它可以是一颗手中的糖果，也可以变成一颗从天空掉落废墟的子弹。

四

第一次穿越中东后，冥王星人回到故土。2017年回国后，我敏感察觉到地铁作为现代城市触角的恐怖，只有我察觉到的恐怖。我被一个个幽深的地下通道裹挟，心甘情愿地像一件祭品一样被卷入硕大的口腔里，咀嚼，吞噬，然后被吐出，日复一日。

在中东的三年，我尽可能去到大大小小很多个战场。我原以为回国后，生活会重返正轨。但摇摇晃晃的铁皮车厢，又让我回想到巴格达街头的铁丝网，想到难民营外的隔离墙，还有加沙地下四通八达的暗道，它们一层接一层地箍在我脸上，透过皮肤一勺一勺地擓着我的神经，让我时时感受到太阳穴的震颤。过年放假，万家灯火，头顶的每一声巨响，都会把我拉回万里之遥的战地。还记得我第一次去拍封锁地带的游行队伍，有人朝天鸣枪，我条件反射似的缩了缩身子，旁边立马有小孩子大声叫嚷：“中国女人害怕了！”“中国女人害怕了！”于是我下定决心不能做这样的“中国女人”。从那以后，爆炸声传来，我就像浑身通了电，警觉地望向窗外，调动所有感官辨认声音的方位，双手像盲人摸象一样，摸索着手边的相机。我说不清枪声和鞭炮声到底有什么差别，但回国后我总是一次次被魇在老家的鞭炮声里，它有一种不用画面就能编织噩梦的魔力。

可实际上，把我拉回刀尖上战地的，远不止是这些声音组成的梦。真正让我刻骨铭心的，是那里被绝望收缴的人。或者是从裹尸布中高高挺起的鼻梁，或者是在弥留时深深凹陷的眼窝，或者是一只举着枪缠满血色绷带的胳膊，又或者是在绝望的难民营里怯懦对着镜头的一双眼睛。有时候，我会翻出在中东拍的照片，每当这个时候，我就意识到，把战火纷飞的场景放在新闻里是对的。因为它们只是我从战火中撕开的一个口子，只是浮出海域表面的一枝桅杆。人们只看到残酷的一撇一捺，便开始送上鲜花与蜡烛。这场景在熟悉的世界里别无居处。

五

“咱就是说”，烟雾缭绕中，有老友问我，“你去过真正的战场是吧？是电视上演的那样吗？”我捕捉到好奇的眼神中夹杂的一点戏谑。似乎我担任着把他们脑海里一个模糊的人影描成一幅工笔画的责任，而让他们品评一番，把这幅画起名为《战争与和平》。

从中东回国以后，我主动联系了老同学，我们在过年期间见缝插针地见面。我尽量不谈起自己，只听他们讲短视频里的天下奇事。我们一起吃老家的炸糕，一起聊天，一起碰杯。但我从没有觉得我真正参与到了这些对话当中。我甚至觉得，万里之外的枪炮声才能带给我无与伦比的真实，它趋近于“1+1=2”的真理。

是的，我想回到绝对真实的世界，那个希望和绝望可以在瞬间完成转换的世界。和平世界里，千回百转的生活分出千万条蒙胧分叉的小径，但在那个世界里，人们手中的刀枪，就像是宰牲节时剥开的一只鲜血淋漓的羔羊，所有的组织、器官和骨骼纤毫毕现，所有的生和死都坦诚相见。我承认，那个鲜血淋漓的世界总会让我不寒而栗，但战栗也是组成“真实”的一个零件。那是正在采访时突然被交火声包围的寒毛直竖，那是化学武器袭击现场挥之不去的刺鼻气味，那是难民营里无辜的人们默默吞咽战争罪恶的苦果。当席间谁的一句话不小心触碰到关于中东的关键词，思念就会像大风过境后驾着白色马车远道而来的云，把天空拼凑成记忆中的模样。

六

2014年的秋天，我还在思考人生的意义，换季，入冬，万里之外一片地中海畔的空旷废墟轰然暴露在手中镜头下，我的思绪抵达意义的终点。这片狭长的地带四周被铁丝网围着，网外面是高达八米的隔离墙。小鸟飞过，人攀不过。墙内是露天的监狱，狭长的囚室。小鸟的队列轻快掠过烟熏火燎的房子，没有门、没有窗的房子。面朝大街的窗口被打穿，玻璃碎在废墟里，一排空洞留在原地，整整齐齐。空洞里，黑暗像有人遮了幕布一般深不可测。一些窗口上豁着小半颗玻璃牙，奄奄一息，映得天边歪倒的云一时向左，一时向右，一时突然消失，只剩一片硝烟裹住蓝天。有时候我会分不清，到底是硝烟裹住了天，还是炮火撕开了碧空的外壳，露出了里面黑灰色的瓤肉。

一个人在废墟上呼喊着另一个人的名字。一把铲子和墙块搏斗。铲了十分钟，砖块、石块和废弃日用品围成一座小土堆。他停下，把铲子往土堆里一插，抬手抬抹一把泪。他的脸霎时涂上一层灰尘的面具，看不清悲喜。这是今天的最后一次空袭。记者、医护人员和外逃的平民，可以安心地踏上这片土地，去试图用手中的机器，撬动名为绝望的坚壁。

一个记者在土堆旁做出镜报道。他念出一个个当天死难者的名字。然而有一个名字他念不下去。不是不认识，而是太过熟悉。一个名字被念出，会让更多的名字后面是哭泣声。一颗子弹被射出，仇恨像蝇卵般繁殖，和平来不及穿上蔽体的单衣。

在跟战士聊天的时候，他们送给我几颗子弹。那神情仿佛是他们在沙滩上拣到了珍珠。他们生怕我不懂，一边比划着说，杏德，我告诉你，在子弹的底部钻个孔，系上绳子，可以当成项链戴。我说我懂了，但我戴上这条项链，我妈恐怕会陷入一辈子的绝望，女儿无法出嫁的绝望。我知道她已经偷偷拜了好多个菩萨，希望那些神灵能和她一起望眼欲穿地等待女儿结束地中海畔的漂流，回到只缺一个男朋友就圆满的家。

我坚持不收，他们坚持要送。我只得把国内带来的几枚五分一角的硬币回赠给他们。突然，墙块、土堆和豁牙的窗户颤抖起来，硬币滚落在地，跌进废墟的缝隙里，再也找不出来。四周的残垣断壁连同倒栽葱似的天线杆地动山摇，所有人趴在地上，双手抱头。我手里紧攥相机，犹豫要不要冒险拍一张照片。不到一分钟，恢复平静，照片没来得及拍，原来是地震。“感谢老天爷保佑我们！”人们欢呼起来，奔走相告。如果此刻他们手中有枪，他们的子弹也会一齐飞到天上。

七

“你为什么要回来？”荀天成问我。我们刚刚经过无数转门、铁门和铁皮屋组成的边境检查站，此刻正坐在一辆通往封锁地带的大巴士上。我们被满车的当地人挤在中间。彼此交换了一个“小心”的眼神。凡是人流密集的区域，就有发生恐怖袭击的可能，正如一个冲你比着胜利手势的友好面孔，掀开他的长袍，里面可能绑满炸弹。

“我和你说过，那一串哽咽地说出来的名字就在我脑海里，不停地绕。还有倒栽葱似的电线杆，像是一种巨型昆虫的后腿，在我面前触电似的抖动。我好像还听到了某块断墙里发出的叹息。到现在，它们还在梦里拉扯着我。”

再次回到中东，我试着联系荀天成。他说，如果我去找他，他还在原地。还在中东这个动荡的旋涡里。

我认识荀天成，是在利比亚。那时候，完全想象不出他已经在中东摸爬滚打了十来年。他的下巴上留着一圈精心修剪过的胡茬，眼睛总是看你两眼便垂了下去，相机上的快门键有反复按压的痕迹，迷彩服外面永远套着军黄色摄影背心。我没见他穿过防弹衣。

再次和领导申请到中东驻外的时候，领导有些愕然。她总是劝我，女孩子过了三十岁，要赶紧考虑婚姻大事。每天地铁通勤路的尽头，连着她注视我的难以言说的表情，仿佛她早就预见我会以一个悲惨的方式过完这一生。她还总喜欢在快下班的时候踩着那双尖头细跟高跟鞋走到我面前，突然拿给我一套资料，嘱咐我今天务必整理出来。是时候和她告别了。然而愕然之后，领导像高跟鞋尖那么逼仄的眼角上诡异地挤出不舍的泪，又追问一句：“不会是中东有你的小男友吧？”我想说句澄清的话，可嗓子突然干得像要裂出缝来，支支吾吾没说出一句话。

八

“我要把今天拍的照片整理出来。”每一次外出采访都考验着我的硬盘内存。很多照片是用手机拍的。在外采访时，画面映入瞳孔的一刹那，来不及掏出相机。但有几张用相机拍摄的照片，我总是拿出来自我陶醉。

其中一张是单色模式拍下的这张照片。那个时候，我认为这张照片是完美无缺的，不需要任何后期的修补或旁证。然而我错了。再拿出来看，我无法确定她的瞳孔的颜色。是纯黑，褐色，或者是深蓝？我无法探知她的双眸中隐藏的情感，一如无法探知她伸出的一根手指撼动了怎样的力量。那是我永远无法用自己的镜头看到的真相了。在中东记忆渐渐离我而去的岁月里，那些鲜血淋漓的真理也渐渐下沉到战火的深渊，再也找不着了。

我闭上眼睛躺在床上的时候，黑夜里的黑色逐渐渗入我的梦境，我一遍一遍地想起那张黑白色的照片。那张照片背后的秘密，像是指甲边上的倒刺，已经深深地刺进我的肉里。我极力说服自己，重返中东，并不是因为我走不出照片里的那一双眼睛。但是一想到有百万分之一的可能，穿越时光找到那一双瞳孔的颜色，再次抵达一种意义的终点，我浑身就精神抖擞。

九

有人来中东，是为了救赎苍生，但我是为了救赎自己。那是在2014年，我刚到中东不久，第一次去封锁地带的难民营采访。难民营位于小镇代尔拜拉赫的空旷广场上。我听说很多外地难民逃难至此，这里俨然一个在仇恨与杀戮的海洋中垒出来的避风港。到了以后才发现，成为避风港的代价是无休无止的安检审查。检查室分男女两个小黑屋。通过时，所有人脱去外套和鞋，裤子拉到膝盖以上，上衣撩到胸部，人与物隔离。一杆枪、一颗子弹都带不进去。正因如此，这里享受着封锁中的平静。如果听到有人死伤的消息，大半是外出加入了武装部队。先是被天堂的梦境蛊惑，鸣枪，宣誓，然后去往前线，奔赴无可逆转的命运。

我走进难民们的家。吸引我的是一位小女孩，大概三四岁，瘦得皮包骨头，但是眼睛明亮，眉弓突出，瞳孔闪着亮光，仿佛把周遭所有光线都聚拢在里面，然后发出超自然的纯洁光泽。有一瞬间，我怀疑天使在她的脸上显灵。她刚刚到难民营，脸上写满疲惫。在她身后，是领取水和大饼的队伍。即使被呵斥，人们还是疯狂地插队、推搡。仿佛那一大缸水是这个世界的最后一缸水。小女孩妈妈的浅黄色头发从头巾中露了出来，但是她仍然坚持不懈地把自己仅有的饭盒拼命往队伍前送着，好像挣扎着冲线的短跑运动员。

终于，像烤鸭套餐里半屉卷饼那么厚的几块大饼和满满一缸水，安然无恙地被接到饭盒里。小女孩看到饭盒，抬起头问：“妈妈，我们这是到天堂了吗？”

我慢慢蹲下身，从口袋里摸出一颗塑料纸包装的奶糖。我确实准备了一些，用它们来接近采访对象，让他们用平淡的语气说出残酷的故事。我把奶糖递给小女孩。小女孩像是要触碰一条毒蛇那样，慢慢伸出手指，眼睛里滚烫的光灼烧着那颗糖，也灼烧着我的手。我的相机就在这个时候按下了快门。她触摸，确认，歪着头一眼妈妈，妈妈鼓励地朝她点头，她才下定极大决心似的，终于把它含在嘴里。在奶糖释放甘甜汁液的时候，她突然躲到妈妈身后，一阵嚎哭。

后来，小女孩的妈妈告诉我：“你知道吗？在交战区里，一包白砂糖标价超过一百美元。”她说，孩子长到三岁，从不知道甜的滋味。在她眼里，甜的味道就是天堂的味道。如果可以，我想让我的孩子降生在不这么痛苦的地方，可作为一个母亲，我只能做到给她抢上水和大饼。她把头巾的前檐用力往前拽了拽，又看向我说，杏德，你这么年轻，来我们这里，也吃了不少苦吧。

小女孩终于消化了短短十来分钟内的无数种情绪。此刻，她正把手指送到嘴边，试探着去舔手指上的余味。手指被她亲吻得潮湿而润白。她的哭声止住了，我的眼泪大滴大滴掉落。有一种纯粹的悲伤和铺天盖地的痛苦在眼窝里来回翻滚，然后淹没在地。

十

我和荀天成说，我想再去一趟那个难民营。他说，十年前的难民营，你确定现在还在吗？也许早成了一堆废墟。也许已经改建成检查站，要么就是新兵训练营。

我把照片找出来给他看。我说，我想知道那个小女孩怎么样了，还想知道她的瞳孔到底是什么颜色。当然，后半句没说出口。荀天成敷衍我，说了句“大师”，并没有接我的茬。我知道，他不会去拍这样的照片。我见过他拍的难民营里的照片，四个青年用手把自己的饭盒举起，四个饭盒在空中摆出诡异的造型，像是某种意涵深刻的后现代艺术品，背景是争抢一叠大饼的难民。还有一张照片，是一个塑料铅笔盒特写。铅笔盒静静躺在一片黑灰色废墟上，被炸开一个锯齿口，肚肚肠肠似的铅笔和橡皮从那口里漏出来，随即被染上刺目而粘稠的殷红。

荀天成热衷于描绘古斯塔夫·莫罗式的象征主义战地。他说，他从来没想去记录战争中的个体。个体在战火中的面目过于模糊。他想表现的是一种无意义，一种无秩序，一种日常的反义词。“你记录一个人的悲伤，在这个庞杂世界中的意义趋近于零。这片战场上最不缺的就是悲伤。我昨天还刷到一条短视频，里面说，‘全世界为加沙心碎。’但是你知道的，没有人真正为它心碎。他们顶多点一个赞，或者斟酌着用一句话暴露出他们对国际局势的无知。刷到下一条短视频，他们放声大笑，然后把这条搞笑短视频转给朋友。”

谁会转发一条“全世界为加沙心碎”的短视频呢？我想起了每天刷着“加沙”关键词的我妈，有时候刷着刷着，睡着了，不幸进入炮火连天的迷梦。

十一

我们约定好在代尔拜拉赫碰面。

我斜挎着相机走在被巨大欲望覆盖的刀尖之路上。占领与驱逐，仇恨与复仇，鼓动与蛊惑，牺牲与献身，或许还有爱与抛弃。像千万粒流沙洒在路面，相互交织，任谁也没法分得清楚。在这条路上走着，我体内的欲望也像气球似的膨胀起来，而我不知道炸裂时刻什么时候到来。我忍住不去探究气球里面裹着怎样的气体，我忍不住问自己：你在意的，究竟是那一双眼睛，还是别的什么东西？

她应该已经长成一个十三四岁的女孩子，有一双宝石般的眼睛。肤色、发色、瞳孔颜色，一概不知。我当时甚至没有去记她的名字。那个时候，我刚做记者不久，还不知道一个名字有多么重要。她会在哪儿？荀天成奇迹般地把他认识的几个战地摄影师介绍给我。我从来没有质疑过荀天成的能量，他的生命似乎早就和这里的枪林弹雨绑定在一起。但我没想到的是，这几位摄影师中，竟然有一个是在约旦河西岸定居的中国人。荀天成介绍说，她叫高音子。我问她，你是怎么想到在这里定居的？她问我：你为啥要重返战地呢？

我们俩一见如故。为了方便找人，我暂住在她家。她的老公是当地人，在联合国难民署的分支机构工作，工作地点就在约旦河西岸。她平时主要负责保护两个孩子的安全，可她自己却时不时要去敌军袭击过的地方拍照片。高音子是一个闲不住的人。她愿意去难民营和难民聊天，也会义务去幼儿园里帮老师带带孩子。这都是在她做家务和搞摄影的精力之外。我不知道一双瘦削的肩膀是如何承担这一切。我问她，你是不是想做战火中的特蕾莎？她说，我只是想在战火中求得属于我的宁静。我说，在国内那么宁静，干脆把全家迁回国。她接下来的一句话撞到了我心坎上。她说：“只有在这里，你才能感受到宁静带给你的震撼，就好像你短暂地走进天堂。”

说完，高音子带我去街边买了烤肉卷饼，也就是当地人说的沙威玛。沙威玛是高音子两个儿子的最爱，他们中文名分别叫高曲奇，高布丁。她说，先吃饱喝足，再去找人。我走不出那双眼睛，走不出那种纯粹的悲痛，这话我只告诉她一个人。我知道，这里或许只有她不会笑话我。孩子的吵闹声暂时缓解了寻找的焦虑。他俩一个手里拿一瓶番茄酱，一个手里攥一瓶泰辣酱，瓶嘴开着，酱汁淋到了手背上。高音子说，反正她老公不懂中文，孩子就跟她姓。天上响起轰鸣声，是敌机的例行巡察。曲奇和布丁从车里探出头，小手指天，兴奋地喊：“空袭！空袭！”正在交钱的高音子冲车里一吼：“小心犹太人把你们抓走，以后再也没得吃！”他们马上闭嘴。恍惚中，奶糖小女孩的话回响在耳边，三个孩子像是身处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。一个世界里的孩子只有水和大饼，一个世界里的孩子却能随时买到沙威玛。但事实上，约旦河西岸和封锁地带却同属一个国家。

十二

高音子把沙威玛吃出了法式甜品的精细感，她先淋上曲奇的番茄酱，沙威玛消灭一半，再把剩下一半淋上布丁的泰辣酱，每咬一口，细细咀嚼，然后闭着眼回味。她说，什么是宁静，一家人一起吃热乎的沙威玛，这就是宁静。但你知道，在这里，所有的宁静都藏了一个冒着火星的尾巴。宁静只是一个间奏，而不是舒缓的行板。她说这话的时候，头顶上的敌机盘旋了两圈，悠悠地走远了。第二幕肯定藏在什么地方，只是暂时还没上台。

高音子有比我强一百倍的调查能力。我跟着她在代尔拜拉赫最大的难民营附近转了两天，她认出了好些个帐篷里的面孔。大家围桌而坐，高音子掰开一卷沙威玛，几只干苦力的、挤牛奶的手拿起来分着吃。她很快打听到了这个女孩。有人说自己看着她长大。她叫梅耶，今年十四岁出头，现在在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处做志愿者，负责伤患急救工作。高音子甚至要到了联系方式。打了两个电话，都没有人接听。高音子说，她晚上肯定会回家，我们晚上再打。我本来想问问能不能直接去梅耶家等着，高音子默默摇了摇头，指了指天，轻轻拍拍我的手，告诉我：亲爱的，不要冒险。

当天晚上，高音子告诉我，已经联系好，第二天午饭后可以去。第二天是周五，孩子放学早，她得在家照顾孩子。梅耶和母亲仍然住在难民营里，但这里早不如十年前那么安全。从武器流入难民营的那一天起，所有的安检都失去了意义，人道主义物资也近乎断绝，但人们还奇迹般地活着。住在难民营里，或者住宅楼里，其实并没有什么区别，无非是有组织的绝望，变成星罗棋布的小忧伤。绝望的空间一直罩在这里，仿佛死神在萎凋花朵上方的永恒凝视。

我和荀天成说，我终于要补上十年前的遗憾，这趟差马上就能圆满，你一定要陪我去。我拍了照片，采访结束，就马上回埃及记者站。我如果再不回去，站长估计都要给国内打电话让我提前离任了。

第二天一早，我等着荀天成来接我，却接到他电话，听说犹太人刚抓了两个武装人员，审讯之后，发现是代尔拜拉赫难民营里出来的，准备实施爆炸袭击。荀天成说，先别靠近代尔拜拉赫，等等消息，恐怕有空袭。到了下午，爆破声不绝于耳。我站到高音子家的房顶上，看远处的天空一点点裂开灰黑色的瓤肉。宁静过后的第二幕走上台前。

我和荀天成来到难民营。梅耶的家像一条几近断流的小溪，并入废墟的汪洋大海。武装人员接到了集结出发的指令，他们准备“以眼还眼，以牙还牙”，也许世界上每个民族对复仇都有相似的冲动。有的脑袋上绑着头巾，写着某种主义的标语；有的蒙着脸穿着迷彩服，肩扛武器，上面还装配着瞄准镜。人群自发聚集在废墟上。旁边有一个直升机那么宽直径的大坑，波纹状的裂痕里，积水大概有一米深。武装人员列成四列纵队，开始跪地祷告。我和荀天成说，趁着有这个集会的画面，我想做个出镜报道，因为当时吃奶糖的小女孩安安稳稳地活在世上，这就是我重返中东的意义：为了见证仍然活着的真实。

十三

荀天成用手指比出三个数字。三，二，一，开始。我背出脑子里过了无数遍的出镜词。希望与绝望在这一瞬完成了意料之外的交接，枪声给绝望加冕。当枪声过于密集，空气中形成一种类似于鞭炮声的共鸣，劈啪作响，仿佛中东的枪林弹雨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情，这一挂鞭炮放完，主持人马上登台，致以新春祝福。而我回到家里，等着我的是一桌子的美味佳肴和亲戚们步步紧逼的催婚。

战争、和平、死亡、流血。我的嘴唇和武装人员手中的枪膛同频共振，宏大的词语一个接一个蹦了出来。我突然想到我和荀天成谈论过的短视频。这些宏大的词语，会成为看客眼中另一个蹩脚的笑话吗？废墟的广场上，人们越聚越多，半个城市的人都来了。鸣枪还在持续，出征仪式达到高潮。有无数根鼓槌声在耳膜边敲响。远处的隔离墙制造着回音壁的音效，整个世界只剩下枪声。明明透过人群的缝隙，几十米远的地方，还有老人在废墟边搬着小板凳晒太阳。如果跑去问他，他会说，他这一辈子看过的袭击，比整个难民营里的人都多。不是定点清除吗？你又没放冷枪绑炸弹，人家为什么要清除你之类的话。多少年来，他就这么坐在现场，喧嚣从他耳边灭了又响，响了又灭。但是在此刻，枪声没有尽头。一个小孩举着自制的胶泥枪，学着大人的样子举过头顶，嘴里发出砰砰的拟声词。我控住自己不要缩头，太阳穴却在突突颤抖。我感受到绝望藏在太阳穴边上几毫米的位置。身后有一把镰刀勾着刀尖，轻轻一挑就能把我挑上天。

我靠着直觉说完了出镜词。收音效果很差，短时间内无法重来。荀天成无奈地放下摄像机。摄像机的重量压在他一只胳膊上，他的小臂青筋暴露。他开始冲我喊着什么，可我听不见他的声音，我的眼睛被他小臂上的青筋给黏住了。下一刻，青筋钻进我的眼睛，头尾系在两根神经元上。青色的橡皮筋被鸣枪声不断地抻长，再抻长。橡皮筋拉扯到了极限，再抻长就会断裂。现在我就处在这个千钧一发的位置。我极力睁着双眼，保持清醒，看见一群小鸟从地中海畔飞来。它们像角马过河一般，穿过这片命定的硝烟。原本整齐的队形被枪声打乱，分成一个一个的小圆圈，有几只险些撞在一起，又疾速寻路躲避。不管天上有没有天堂，但空中的路却有无数条。积雨云失了火，可以借道卷积云。但地上却只有一条路。刀尖之路。

荀天成使劲儿晃着我的身子。杏德，赶紧的，这儿太危险了！冷枪不长眼，落到谁头上就是谁的命！咱们赶紧撤吧，我带你回家。

回家？眼睛一闭，梅耶的手指伸了出来，接着是领导临别时的眼泪，还有来机场送我的妈妈，笑着笑着就哭了出来。仿佛从我重返中东的那一刻起，我无法同时做她的女儿了。啪地一声，橡皮筋断裂开来。意识开始涣散，穷追着子弹，漂浮在天上。脑海里闪过来时问出的一句话。

“你觉得战火里有什么？”在来难民营的路上，荀天成悠闲地开着车，好像我们相约去海滩度假。结束这一次采访，他去耶路撒冷朝圣，而我将回到埃及的记者站，了却心结，开启新生。

“我觉得是仇恨，仇恨构建了这个空间。”

“那为什么梅耶会为了吃到奶糖而哭泣，为什么孩子们会鼻青脸肿地争夺一把胶泥手枪，为什么战士会送我子弹做项链？”

“我知道你想说的是希望。你有没有想过，在梅耶尝到你给她的奶糖那一刻，她看到了奶汁般的银河，看到了遍种蔬菜瓜果的宫殿，看到了天堂里的天使弹着她没听过的旋律。她沉醉在里面，恨不得献身这甜美的旋律。这是她第一次看到幸福。但幸福就像蜡烛，风里颤抖的蜡烛。接下来等待她的，是漫长的煎熬和带给她希望的死亡。”

我的心中一震，难道这颗奶糖就是我给她的致命一刀？那么我重返中东的意义又是什么？我试着用呼吸梳理杂乱的思绪，试着把重返中东的经历理解为命运的安排。但我知道，这一切都是我自作主张，或者说咎由自取。我本以为假装向命运举起双手，试着和它和平相处，就能趁它不注意的时候，用一根细长而透明的针，把粘稠的思绪一点一点地从过往经历的容器里挑出来，转移到隔离墙外的世界。这样的话，活在思绪里的人，就能在战火烧不到的时空里安身，奔跑，无拘无束。

电话声把我从天上拽回地面。高音子说，杏德，你别等了，梅耶和其他志愿者们忙着转运伤员，今天且有的忙。你要不过几天再联系她，好不？她停了停，叹了口气说，杏德，我还是和你说了吧。今天有几位平民被炸身亡，其中一个在转运的时候已经咽了气，是梅耶的妈妈。她眼睁睁地目送她妈妈走到尽头，临走还想握一握梅耶的手。我赶紧问，梅耶现在怎么样了？高音子没再作声，沉默几秒，挂断了电话。

枪声终于停止。耳膜一阵一阵地呻吟。我一寸一寸地收着三岁梅耶留给我的阿里阿德涅之线，找到迷宫出口，然而等待我的却是脑海里不断涨潮的悲伤。在铺天盖地的悲伤里，我又看到了妈妈颤抖着身子目送我离去，一句话、一个字都没留给我。积攒了十年的记忆像气球膨胀到极点，砰地一声倾泻出来，尽数被绝望收缴。几乎同时，尖啸声劈开天空，飞机没有预警地再度来袭。天幕上裹着一匹华美的透明色布匹，一瞬间就被巨大的哧哧声扯裂。飞机翻了个跟头，两道白色烟雾在空中画两个圆圈。接着，飞机破开椰枣树的残枝，朝着难民营疾速俯冲。布匹一寸一寸地撕裂着，中间夹杂着荀天成的声音：“妈的，这下躲不开了啊。”他拉住我想跑，刚迈了一步，他的手垂了下来，我像胶泥人似的僵在原地。绝望开始收缴我的皮肉和骨骼。摄像机的画面终止录制前，我才终于看见，一块耸立的残墙外，竖着我拍过的万宝路牌广告牌：美国牛仔悠然点烟，姿势一如十年之前。